因为我是大艺人！一位与逆行者同行的记者述说

一个月前，2月19日，我们从哈尔滨出发，到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也是新闻最核心的现场——湖北。

当飞机降落武汉天河机场的时候，一个瘦小的姑娘出现在我们的镜头中。

她的那个背包我记忆深刻，高度将近一米，重量据她说有四十多斤。

这样一个背包在她的身上显得特别突兀。

我问她：“能背得动吗？”

她说：“背起来还好，但是不能有人碰她，因为一碰她，她就站不住了。”

“里面装的是什么？”

“纸尿裤。” 

抵达武汉后，我们又连夜奔赴孝感，因为那里是黑龙江对口支援的城市。而黑龙江医疗队负责的是孝感的三个县级市——汉川、应城、安陆。

这么陌生的三个名字，我现在却觉得他与我的生命有关。

于是我们在这些城市中往返，每走一段路，就会有一个检查口，登记、量体温、消毒、查看证件。

在一个卡口，一位检查人员看完我的证件后，问我：“你们是从黑龙江来的？”我说：“是的。”

他退了一步，冲着我们的车，敬了一个礼。然后用一个仿佛相识多年般默契的眼神，跟我们说：“谢谢啊！”

其实他不是路政人员，也不是交警，他是一名教师。疫情期间，课停了，他来到检查口当志愿者。

还有一个背影，我没有看到，但却在一直脑补那个场景。

重症病房中，一位病人急需插管。

病人插管，气道需要打开，那一刻病毒直接暴露。

周围一米病毒浓度极高，而医生的面部距离患者仅十厘米。

插管医生，让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全部撤离出病房，他独自一人完成插管。

因为没有在现场，没能记录下当时的场面，但是我脑补出的画面是在那个仪器不停发出紧急信号声音的重症监护室里，一个果敢、坚毅的背影。

有一个90后的护士，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很自责。

因为她在前线战斗时，腰伤复发。

但工作没停，她每天都会穿着护腰上班，在病房里，一呆就是至少四个小时。

防护服已经密不透气了，可是她的腰上还带着厚厚的护腰。

护士需要给病人打针、换药，这些都需要弯腰。

由于腰疼睡不了软床，她就把床垫拆了下来，直接睡在床板上。

白天绑着护腰带，晚上睡着木板床，这是她的日常。

还有一个没来得及完成的采访，我已经取好名字了——《刘冬梅和她的应城朋友们》。

刘冬梅是黑龙江援助应城医疗队的护士长，由于工作调动，她与本来一起合作的应城当地的护士长要分管两个楼层了。

那位应城本地护士长一说起这件事就哭，哭的理由很奇怪，就觉得不在一个楼层工作了，就好像永远见不到了。

她们俩都是话不多的人，平时也没说过几句话，只是各自忙碌的身影互相吸引着彼此。

中午，她们会在医院院里晒着太阳吃午饭，坐在小板凳上，也没有什么话，但她们回想起那个场景，都会莫名感动。

没有参与的人，不会知道那种把命托付给彼此、两个人安全离开战场、阳光温柔地洒在她们身上的那份无言的力量。

刘冬梅还有一个朋友——司机老刘。初见老刘时，我有些害怕。他戴着墨镜，不苟言笑。

但下车我跟他说“辛苦了”的时候，他笑得像个孩子，跟我们说“你们才辛苦”。

老刘的班车没有固定发车时间，有人上车他就开车，于是他就每天往返于医院和驻地之间，他跑得多一点，咱们的医护人员等待的时间就能少一点。

还有厨师大哥，这一个多月基本是开着对讲机睡觉的。因为夜班的医生回来要凌晨两三点钟了——“得让人吃上热乎的”。

为了把饭做得更符合东北人的口味，他拿着照片学着做，于是刘冬梅他们在湖北也能吃上装在饭盒中的猪肉炖粉条。

还有一位患者，希望明年我能采访到她。

她叫小熊，30多岁，但是已经做过两次不同部位的癌症手术了。

这次疫情，她又被感染。

刚进病房时，她近乎绝望，命运的坎坷让她失去了对生命的耐心。

但是，就在每一次的治疗和护理中，医护人员带着她走出了阴霾。

她总是戴着一顶粉色的帽子，说话声音轻轻甜甜的。

现在她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视频都是笑着的。

她转阴出院后，又被转入癌症病房，继续癌症治疗。

她很明白自己的病情，于是她跟医护人员说：

“明年，如果我活着，我就去黑龙江找你们。”

这段故事是医疗队的领队讲给我的，他在讲述的时候，总是端着，语气表达无比生硬。

我中断录制，跟他说：“您能有感情地跟我们说这件事吗？”

他突然哽咽，说：“如果不绷着，我实在说不下去。”

然后，他终于绷不住，开始哭泣，哭得像一个孩子。

最后他说：“我们都希望明年能见到她。”